关于淮南解放，市民心目中谙熟的史实是：1949年1月18日，淮南宣告和平解放，煤矿、电厂、铁路等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淮南和平解放的原因是，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威慑之下，守敌刘汝明部队闻风丧胆、仓惶出逃；加上党的政策感召，争取上层人士工作做得成功；以及地下党组织的积极策动，发动职工护矿、护厂；特别是解放军部队及时抢渡淮河，迅速进入矿区、工厂，控制局势，维持治安，所以才有了淮南矿区的和平解放。若无这些内外因素，淮南也不能解放得如此之快，接收得这么顺利。

其实淮南和平解放的大背景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和隐情，不应被今人所错过和漏忘，这就是当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廖运泽、廖运升兄弟以及早已脱党返乡的廖麟，对于淮南矿区解放中所做过的贡献。今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廖运泽（1903～1987），字汇川，淮南廖家湾人，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曾在廖家湾国民学校、上海私立工惠学校就读，安庆省立职业学校肄业。1924年1月，由袁家声、廖梓英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3月再由其二人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东征军总指挥部警卫连队长，第2期学生总队部教育副官。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3队队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第4队少校队长、第3队中校队长，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2团副团长、代理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潮汕失利后转赴上海。1928年春任第33军学兵团教育长，因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事泄出逃，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后任第42军高参，淮上军第1师新编第5旅营长，暂编第2旅副团长，独立第40旅上校团长，第95师补充旅少将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92军21师副师长，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总队长。1938年5月任第21师师长兼阜阳警备司令，次年秋任第5战区第92军暂编第14师师长。1943年10月任骑兵第2军军长。1945年2月授陆军少将，任第96军代理军长，后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8年任第8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纵队司令。第8绥靖区颍上指挥所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不久转任第15绥靖区副司令官。1949年5月因其旧部第110师起义被通缉，潜居香港。在香港期间，同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按照党的指示，从事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52年夏，应周恩来电召，从香港回到北京。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至六届中央委员，民革江苏省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江苏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7年9月27日在南京逝世，终年84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的艰辛，廖运泽预感到和谈破裂，兵戎相见是迟早的事。1946年3月，他在济南亲历了周恩来在军调工作中与国民党当局灵活斗争的教育启发后，回顾个人历史上的失误的沉痛教训，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犹豫不定，决不能卷入内战的深渊。主意已定，准备在济南伺机起义，并劝说霍守义率第十二军随之同时行动。霍守义虽然对蒋介石排挤东北军不满（霍部原为东北军），但对投向共产党也存有很大疑虑，因而下不了决心。而当时廖所指挥的第九十六军内部情况也很复杂，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跟之起义的，加上济南附近大军云集，以廖所掌握的力量举行起义是不可能的，所以考虑再三，廖运泽最后决定辞职回南京。当廖运泽以“戎马多年身体不支”为由向王耀武提出辞职时，正值何应钦、顾祝同到济南视察，他们一再要廖“为戡乱建国效忠”“勿负委座的厚望”，廖运泽则一再婉言陈述个人的苦衷。1946年秋天，当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时，王耀武终于批准了廖运泽辞职，让其挂一个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空头衔，回到南京离职养病，九十六军军长由陈金城（黄埔二期生）继任。于是廖到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黄埔一期生）处住了两天，就告辞去了南京。在廖运泽离开徐州前往济南受降后，廖运升的第一一七旅调往山东，此后他也辞职到南京赋闲去了。后来，霍守义、李仙洲、陈金城、王耀武等人，均先后在莱芜、兖州、济南战役中战败被俘。

廖运泽在回忆当年中这样写道：离开济南回到南京玄武湖畔，过着表面上逍遥自在而实际上彷徨苦闷的生活达两年之久。这两年间，国民党在内战中已大伤元气，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状态，形成难以支撑的局面，战场上成师成军，甚至整个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士气低落，厌倦战争。蒋介石为了作垂死挣扎，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想全力作困兽之斗。但国民党大势已去，只落得众叛亲离，达官贵人们纷纷计议如何出国，如何去台，作好了逃跑准备。我虽挂了个陆军总司令部高参的头衔，但我既不愿出国、去台，又不愿坐等解放而愧对当年的首长和战友。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曾当过安徽省主席，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吴忠信又促我再度出山。吴与我是安徽同乡，他在南京的寓所同何应钦隔壁，我们经常见面。他看我赋闲在家，苦闷无聊，就对我说，当军人的离开队伍就没有权，就会被人瞧不起。他劝我还是去带兵，并说：“如果你愿意出山，我可以去找总统。”我想，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如能掌握一部分军队伺机起义，促成蒋家天下的早些瓦解，这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也可以弥补我内心的愧疚之情，于是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吴忠信果然去找了蒋介石。蒋介石指示我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顾根据蒋的意见委派我为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八绥靖区司令是夏威，他还兼任安徽省主席，司令部设在芜湖。因夏威属桂系，顾祝同就对我说：“不要理他。”为此，我即在正阳关设立第八绥靖区颍上指挥所，由我兼任指挥所主任，独当一面负责皖北后方的治安。所以我虽为绥靖区副司令，却从未去过芜湖司令部，不受夏威节制，直属陆军参谋总部。绥靖区辖区初为14个县，后逐渐增加到苏、豫、皖40余县，由于当时大部分县已为人民解放军控制，实际防辖区只有寿、凤、定等几个县。

第一纵队编制为九个团，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军。我推荐了仍在南京赋闲的廖运升担任纵队副司令。我们收编了皖北地区的保安团队和地方杂牌部队，以及寿、凤一带的零星武装，编成五个团，部队分驻在正阳关、寿县、凤台一带。我和廖运升都驻在正阳关。在此期我们曾多次通过凤台县参议张明诚与中共凤台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接触，并向涡北一带中共地方武装提供通讯器材和物资。不久，华野敌工部朱怀明同志到寿县，他通过常持青（常恒芳侄子）和我们接触，并在正阳关附近的一座炮楼里和廖运升见了面，协商第一纵队在皖北就地起义支援解放军过江的事宜，协商后朱怀明同志回华野请示此事。我们还架设了一部电台，准备起义时与解放军部队联系。但未能等到朱怀明请示回来，第一纵队就奉命被迫离开皖北。

第一纵队的调防与廖运周起义有关。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廖运周率部于1948年11月底举行战场起义，震动了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国防部电令我立即回宁。当时我左右为难，如果回南京肯定凶多吉少，很可能因为廖运周起义和我们最近的活动而被扣押；如果坚持不回南京，只有率部立即起义，但新拉起来的部队人员复杂，寿、凤一带又有国民党刘汝明的部队屯驻，尤其是解放军部队的配合行动问题还未得到落实，一句话，准备工作不成熟。既然无法立即起义，只有硬着头皮准备回宁。正值此时，南京军统本部拍电报给派到第一纵队监视部队行动的中校组长刘惠生，命其调查廖运周与第一纵队是否有联系。刘惠生虽是军统派来的特工人员，但到第一纵队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所以他把南京来的电报拿给我看，征求如何回电，我告诉他以“查无联系”回电。这件事暂时帮我摆脱了困境，加上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南京政府无更多精力顾及此事，也就不再追究，遂命令我部立即渡江南下。接电后，我与运升研究了南撤事宜后，仍复遵命回宁。

我们赴宁途经淮南田家庵时，住在万花楼旅社，经族弟廖敏中的介绍，与解放军豫皖苏第六军分区的俞英（化名俞成龙）进行了接触。在晤谈中，俞英要求我们的部队不要离开皖北；我们则要求他立即向上级报告此事，并希望他能执第六军分区的公函与我们正式会谈。晤谈后，俞英很快离开田家庵回皖北去汇报，遗憾的是，直到我们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949年初渡江南撤，也未见俞英前来和我们联系。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俞英在淮南解放前夕才拿着有刘伯承司令员署名的公函到淮南找我们。而那时解放军早已渡江，运升的队伍也已经到了杭州。至于那封公函则于解放后转到了淮南地方政府。

解放前夕，淮南矿区有九龙岗、大通两座煤矿，还有一个发电厂，当时属刘汝明部队的防区。国民党军队南撤时，南京国防部命令刘汝明在撤离淮南前将矿井炸毁，而煤矿一旦被毁则国计民生必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这件事引起各方面人士的关注，田家庵地方商会等各界开明人士派代表到颍上指挥所来，要求我们护矿护厂，九龙岗煤矿一位工程师还主动来到我处报告刘汝明部队已在井下埋好了炸药的消息。情况十分严重，保护煤矿刻不容缓，可是我们又不能直接干预刘汝明的行动，怎么办？最后，经与各界进步人士磋商，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以颍上指挥所名义委任那位报急的工程师（姓名已记不得）为第一纵队副司令，把九龙岗和大通原有的矿卫队分别编为第一纵队的独立团，负责保卫九龙岗煤矿以及大通煤矿和田家庵发电厂。矿卫队自己有枪支，我们只要把库存的军装发给他们一些就行了。这样一来，在形式上就变成了煤矿和电厂都归第一纵队管辖，刘汝明自然不好下手，就带着他的队伍南撤了。因此煤矿和电厂也就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由于起义问题没有得到落实，第一纵队只好按军令南撤。

廖运升（1901～1981），字仲平，淮南市廖家湾人。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1938年初任安徽省保安第8团团长，1940年任皖南行署警保处处长，1941年底任第31集团军干训班上校总队附，不久任鲁苏豫皖边区第5挺进纵队司令，1944年9月任暂编第1军117师少将师长，1945年6月任暂编第9军117师师长，1946年任整编第57师117旅旅长，1948年初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1月任第8绥靖区暂编第1纵队副司令，1949年2月任暂编第1师师长，4月任第85军110师师长，5月4日在浙江义乌率部起义。后任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南京市房管局局长，民革南京市委主委，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江苏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8月21日在南京病逝。

作为廖运泽的族兄、同事兼副手，廖运升在淮南矿区解放前夕则经历了这样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廖运周在淮海战场起义后，身为第8绥靖区暂编第1纵队副司令的廖运升意识到与蒋介石的决裂时机已接近成熟，为此，当务之急是要与解放军尽快建立联系，以求得他们对部队将来起义行动的领导与支持。史料记载，还在暂一纵驻防正阳关之初，廖运升就曾通过国民党凤台县政府参议张明诚与中共凤台地下党有过接触，张明诚还亲自去过涡阳等地，帮助他们与中原解放军进行联系。同时，廖运升和廖运泽还写信给中共凤台县副县长吴云（廖运升幼时的同窗），向他们谈了准备率部起义的打算，请他向上级报告，尽快派员前来联系，但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廖运升和廖运泽感到有必要再派可靠的人出去寻找解放军和廖运周，与他们建立联系。主意拿定以后，廖运升立即亲自赶往田家庵，找到廖运周的胞弟廖运凯和表弟蔡树藩，叫他们前往河南解放区，设法寻找解放军和廖运周。他们二人受命后化装成商人动身前往涡阳，在涡阳的马套楼找到了第二野战军随军学校的罗从夫，罗将他们护送到河南漯河，在那里他们终于见到了廖运周及二野敌工部主任袁血卒。拿到廖运周的亲笔信返回田家庵后，暂一纵已渡江南下。

此外，1948年12月初，华东野战军联络部派了朱怀明同志（化名李学明）来了解廖部的情况，朱怀明来后，先到寿县找到在暂一纵队任上尉附员的常传甫（中共地下党员、安徽著名民主人士常恒芳的侄孙），向常详细询问了廖运泽、廖运升及其部队的情况，常都一一作了介绍。同时，常还介绍说廖运升与他叔父常持青是至交，建议通过他叔父与廖进行接触。随后，常又将部队中高级军官的姓名、简历、部队武器配备、人员编制等情况的材料一并交给朱怀明，朱将这些材料带回华野汇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朱又回到寿县，向常传甫传达了党组织同意与常持青联系的意见。于是，经常传甫联系、介绍，朱怀明首先与常持青、权养之等进行了接触，请他们邀廖运升12月底在正阳关枸杞园的一座旧炮楼上见面会谈。

常持青与朱怀明晤谈后立即找到廖运升，对廖讲了朱怀明到来的情况和朱对他的约邀，廖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应约前去与朱会晤。朱怀明向廖运升传达了解放军中野首长要求暂一纵就地起义，以支援解放军过江的意见；廖运升表示一定率部起义，一切听从中野首长的安排。会谈结束时，双方约定，为了便于今后联络，廖运升派暂一纵队高参张作六为代表，负责今后与朱怀明的联系，约定了联系地点和方式，并在以后为朱怀明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后，为早日举行起义，廖运升多次与支持起义的参谋长赵继武，团长张普庆、袁霞轩等密商起义的方案，反复考虑起义时会遇到的困难，如部队成员复杂，人心不齐，起义时难以掌握；四周国民党部队很多，起义时会受到围攻；大部分军官家属都在南京，部队起义后家属是否会遭到不测等等，决定将这些问题交朱怀明带回去向华野领导请示汇报，请求给予明确指示，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就在廖运升等在等待解放军方面答复时，国民党国防部一日数电催促暂一纵队渡江南下。同时，廖运泽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廖运周已投敌，速回宁。”廖运泽担心如拒不从命，部队有被攻击和缴械的可能，因此不得不离开部队返回南京，以掩人耳目。廖运泽走后，廖运升为了拖延南下时间，等候朱怀明回来，苦费了不少心思。他先将纵队司令部移驻寿县，做出准备南下的姿态；继之以给大女儿筹办婚事为借口，滞留寿县不动。不久，朱怀明回到淮南，向廖运升传达了中野首长的指示：如时机不成熟，就不要急于起义；要设法保护淮南煤矿不遭破坏。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廖运升于1949年1月前往田家庵，在“爽园”澡堂后面的镇公所内召集当地商会和矿务处、矿警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护矿护厂等事宜。这时矿上的矿务人员大部离去，国民党刘汝明部运送炸矿井炸药的火车已到达大通，情况十分紧急，廖运升便命总矿警务处长胡卫中（胡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也有护矿任务）贿通刘汝明部主持破坏矿井的军官延迟实施，并对矿警队负责人分别委以暂一纵队副司令、团长的名义，以抵制刘汝明部对矿井的控制；又派人去淮河北岸同共产党游击队联系，约定一旦暂一纵队撤离矿区，游击队即开进来矿区实行控制。这样，在廖运升的妥善布置下，刘汝明部队炸毁矿区的企图未能得逞，淮南煤矿被完整地保护下来。

在南下前，廖运升曾约朱怀明在“爽园”澡堂见面，对他讲了由于蒋介石胁迫暂一纵队与刘汝明部队同时南撤，暂一纵队已无法在江北起义，不得不渡江南下的情况，请朱怀明速向华野首长汇报。朱听后感到情况紧迫，当晚就赶回淮河以北华野机关驻地，但等他带着华野首长的指示回到淮南时，暂一纵队已经渡过长江，而长江则被国民党部队严密封锁了起来，无法渡过，和廖部的联系中断了。

廖麟，（1904—1994）字石生，谱名多菼，淮南市廖家湾人。早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转为联共党员，回国后脱离党组织，因对苏联及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有不同看法而参加过托派刘仁静等人《告同志书》的签名。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阜阳、庐江县长，一生遭遇坎坷，晚年以行医为生，后任市政协委员。

据廖麟回忆：1948年秋，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科长俞英、参谋孙阿鹤（化名），携带刘伯承写给廖麟的一封信找到其家。对他们的来临，廖麟又惊又喜，就问俞科长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他们掏出两张相片，请廖麟帮助办身份证，并送他们去南京。廖麟觉得共产党还未忘掉其这个脱党的人，能为党做点事情，自觉宽慰，因此，对他们的安全格外小心，留住了三天，才替他们办好身份证，并亲自送他们从田家庵乘火车去南京。一个月后，他俩从上海回来，给廖麟带来一包橘子，还有一些报纸，住了一夜就急着要走。廖麟问清他们到哪去，即找人探听路线。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散兵游勇多，还有土匪，实不放心，叫他们化装成商人，廖麟请人以挑夫为名给二人带路，经河（淮河）北祁集，继续北行，晚上送行的人回来说，已把他们送达目的地，这才放了心。

1949年1月，田家庵解放了。国民党的凤台县县长谢孟仁、副县长兼国民军副团长牛肃九，带领县武装和公安局的几百人枪，从廖麟所在的村经过，欲向南京逃跑。经廖麟劝阻，晓以大义，他们决定不走了。次日早晨，廖麟带他们到田家庵，见到解放军十二团团长蒋汉卿和政委霍大儒，蒋、霍对他们表示欢迎，接收了武装，人员遣散回家。留下牛肃九一人，要廖麟护送给凤台县人民政府丁文山县长、吴云副县长，送后廖麟即返家。

在廖麟回家的第二天下午，二野津浦办事处主任梁村夫和俞英科长（化名俞成龙）从淮南路过，又派人把廖麟接到田家庵见面，并热情地留廖麟吃了饭。梁主任给廖麟写了一封信，嘱廖麟去皖北行署找郑抱真主任干点事情。廖麟几经考虑，感觉自己已长期脱离组织，此时不应去分享胜利果实，只希望自食其力，于是留在了家乡以行医治病为生。（特约撰稿 程晋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