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博纳先秦诸子思想，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深刻阐述统治者施有为之政对人之本性的戕害，并相对应提出“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淮南子》预设的治道主体是君主，君主应当是“无为”的，而君主是否秉持无为，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的呈现方式以及发展方向。实际上，从《淮南子》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来看，它集中表达了黄老道家关于治世的理论和实践，即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最根本的就是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

首先，《淮南子》社会理想的设计与其理论基础的“道”是天然的亲和关系，因而主张“法道”。把“无为”当作真正的有为。因为这既符合道的原始内涵，也可以顺之将其理解为道之本性和功能的引申，是根据法道原则的自然之理。但是，《淮南子》的无为之政并非指统治者无所作为，完全袖手旁观，它顺应时代要求改造了老庄顺应自然的无为观所内含的消极懈怠，主张实现“因”与“为”的统一，“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这里所呈现的无为实际上已经具有积极的精神，含有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遵循客观规律积极进取的内涵。因此，君主只要能够效仿之，施行无为，就能使为治效果达到最大化。

其次，从把“无为制有为”等视作君主的治国之术来看，《主术训》中带有浓厚的法家意味。但其对“清静而不动”与“行为仪表于天下”的强调，则是在道家思想的基本框架里嵌入了儒家的思想。《主术训》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在这一篇里，作者想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太上神化”的理想社会目前是不可为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个补偿的机制，即追求一种可实现的“圣人之治”。这里的“圣人之治”是可具体细化操作的：君主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掌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百官像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则国之功业可成。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逻辑在治理国家上的巧妙运用，是道家政治观的基本宗旨。《淮南子》把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巧妙注入道家的“无为”时，就使无为而治的理论内涵更加全面、完整，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

最后，《淮南子》在论述君民关系时强调利民为本，“为治之本，务在宁民”，认为君主必须要得民心，才能“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不同于君臣关系，社会治理的场域则民间社会层面。《淮南子》主张要熟悉民情，了解民众的需求。同时，《淮南子》也看到了风俗是礼乐多样性、丰富性、特殊性的表现形式，进而从社会现实出发，主张因风俗行教化，以最大限度发挥风俗的为治功效。因此，《淮南子》主张君主要了解民之性，并在此基础上，因之而制礼乐。由此，因民性制礼乐也就构成《淮南子》民间社会治理得以“无为而治”的重要举措。

《淮南子》“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并不囿于某个学派的一门之见，它总结了战国礼崩乐坏、秦国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致力于剖析了先秦诸子与秦汉思想家治世理论的利弊得失，而提出的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治国理论，其立论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与服务于当世之君主。而所谓的“文景之治”那样的社会繁荣景象，就是“无为而治”的理论和政策带来的结果。因此，《淮南子》的“社会理想”也可以说是刘安治世理想的重要部分。（施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