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情，古来有之，人皆有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古人诗句。予已是八十老者，离休以来，依依思乡之情难以释怀。或月明之夜，或掩书小憩之时，或在睡梦之中，生活在故乡的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那时的人和事一幕幕轮番出现，似真似幻，此消彼长。恰逢“小甸特支”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县委嘱建家父曹渊烈士故居纪念碑，又撩起我的故乡情怀，随命笔草拟“三烈士故居铭”一文，幸被采纳，作为碑文。然面对与故居相连的浩瀚史产，数尺碑石，措笔一支，实难尽情怀。因而促我再写故居回忆，以补铭文之难为，而消远念。
故居的来源
淮河之滨，寿县境内，瓦埠湖畔，有一自然村落名曹家岗，三烈士（即曹渊、曹云露、曹少修）故居就在这里。曹姓在这一带是大姓，散居在小甸集（镇）周围的数十个村庄里。现在的三岗村即是曹家岗、王岗、邢岗的总称。曹家岗和周围的村庄一样，土墙上支起几根木头，上面铺上茅草，便是房屋。那时只有地主、官僚和祠堂才能盖得起砖瓦房。曹姓没有几家地主，特别是没有当权派大地主，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和其他氏族劳动人民一样，极具反抗精神。1923年冬小甸集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甸党支部，曹家岗人民、小甸镇周围数十里村庄的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英勇献身，前赴后继。这里是大别山苏区的外围，历来属革命武装活动的游击区，当年到小甸集赶集的人，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说，只要到曹家岗，你闭起眼睛摸，是曹家岗的人，十之八九是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曹家岗是游击区内的赤色村庄，从共产党成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仅20来户的曹家岗，从我父亲曹渊开始，就有8位烈士为革命而牺牲。
曹渊故居（即三烈士故居）原来是在曹家岗村内，后来迁到村边的园子上，所谓“园子上”，即是种菜的菜园子，为什么原居住曹家岗村内，后来又迁到村外，这与三烈士之一的曹少修的早期革命活动有关。三烈士，即曹渊、曹云露、曹少修。曹少修是曹渊的二哥，曹云露是曹渊大哥曹兴宽的儿子。曹渊的父亲，名曹守身，育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曹兴宽；次子曹政宽，字少修；三子曹郡宽，字渊。曹守身继承祖业携子女住村内。他粗识文字，极具正义感，支持儿孙革命，主张儿孙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寿县革命者高举“淮上军”义旗，响应武昌首义，曹少修率乡众入淮上军，据寿县古城，攻蚌埠，进阜阳，所向披靡。后南北议和，部队解散，少修返村设馆教学。1913年讨袁之役，复起兵参与讨袁。失败后遭通缉，被抄了家，房舍被毁，家人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且殃及邻里，遭受埋怨。村外菜地有茅屋两间，祖父曹守身权且安身于此。后来又加盖了两间草屋，全家即定居于此。定居在园子上是有道理的：第一，此地与村内有一段距离，有池塘、水沟相隔，进出来往，与村内无涉，进行革命活动，牵连不到邻里。第二，也便于保密。就全局来看，曹家岗远离反动统治中心，南去合肥，北上寿县县城，均在百里之外，是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1923年在原房屋北面盖了新屋四间。是年曹渊结婚。
1939年叶挺军长江北之行，偕同张云逸、朱克靖同志转道来故居探望曹渊烈士亲属，朱克靖曾著文记载故居：
希夷……袍泽情深，旧雨关怀：在北伐时代其部属营长曹渊同志阵亡于武昌城下，因绕数十里存问其孤孀、父母兄弟。至其兄与八十岁老父已鹄候于门外，入其室则见蛛网四挂，环堵萧然。室中墙壁均行倾倒姿势，幸有多数木柱支撑，不然恐难保朝夕。这或许就是革命者之家罢了。少顷曹妻出见，并双手紧持一个密密封存完整的纸包交给希夷。检视结果一一皆为其亡夫生前与其好友合影的遗像。此时曹妻肃立，双目直视，容颜惨淡，呆若木鸡，若不胜其情怀愁苦之思，希夷当以好言安慰，并担任照顾其现在××求学之孤子。临行赠给曹妻及其老父母各一百元。这款对曹家虽止小补，但在今日这样贫困的我们也倒算是一笔大款了。
1943年日寇占领小甸，视故居为眼中钉，拆毁四间主要房屋，木料拿去修造碉堡炮楼。
解放初期，返里探望，最初数间茅屋尚在，后来是什么年代倒塌，未再询问了。从1913年讨袁之役算起至解放后止，烈士故居存在于世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红世纪，是翻天覆地的世纪。在故居、在曹家岗、在小甸集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篇章。
朦胧的记忆
人们常说“记四”“记事”，意思是说，孩子长到4岁时就可以记住事情了。我的感觉，四五岁时是留下了记忆，但它是模糊的，只能称之为朦胧年代，有些事是在许多年以后才知道它的原委。我两岁丧父，家境也不是平稳的。但是幼儿时代的家族给我的感觉却是温暖的。故居的一切印象也是美好的，给我留下了绵绵思绪。故居前面的一排是老宅，后面一排是新屋，之间是很大的院子，紧靠老宅有三棵高大的椿树，东边的围墙内是一棵比椿树还要大的桑树，就这样四棵大树的树荫，也只能遮蔽院子空间的一半。在院子西边的围墙内有一棵木瓜树，树上结的木瓜很香，秋后摘下来放在室内，散发阵阵清香。木瓜树旁还有一棵松树，据说都是父亲生前所栽。
没有父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大事，可是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没有爸爸的，实在找不到一个起点，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没有了父亲，只能是在时间的逐渐推移中，由朦胧到明白，人人都有个爸爸，而我平时叫他爸爸的，原来是我的二伯父，并不是我的爸爸。平时我叫“大大”的（此地民间孩子们往往称父亲为“大大”），也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舅父。看来，从母亲到伯父母、祖父母，全家都在向我隐瞒父亲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以免过早挫伤我正在成长中的心灵。幼儿时期，最喜欢妈妈带着走亲戚，到姥姥家去，但是有一次走亲戚不太一样，也最高兴，去了一处未曾去过的地方。这天晚上住在我称呼为“三奶奶”的家里，三奶奶对我们的到来很热情，杀了鸡，忙乎到很晚才吃饭。晚上睡得不好，跳蚤太多。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解放后，在闲谈中向我的母亲提起，母亲才告诉我，这是在“跑反”。反动派要“下户”抄家、抓人，幸亏得到消息早，才有时间做了充分准备。母亲的话，揭开了在朦胧美好记忆的背后，掩盖着的极其恐怖的事件；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母亲和祖父母在承受惊险中维护我天真幸福的良苦用心。在我天真无邪的印象的背后，潜藏了多少险恶、苦难？
还要提一段幼儿时期的记忆，在家中墙角旮旯里，我曾经发现了我未曾见过的一双破皮鞋，鞋底已经弯曲变形，而且邦邦硬，看起来是鞋子，可是这种鞋子怎么穿呀！我拿回来问母亲，她证实，这的确是皮鞋，只是扔在外边风吹日晒变形了，是我的“伯伯”在上海穿旧的破皮鞋，不能再穿了。啊！这是曹少修从上海回来留下的痕迹。
历史资料记载，曹少修两次到过上海，一次是在1908年，时年22岁，经张树侯先生推荐报考安庆陆军小学，因眼疾未考取；之后到上海，在上海入同盟会，从此，即致力革命活动。1923年，少修曾经和胡萍舟（即胡允恭）、李坦、曹渊四人在上海活动，留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这里要介绍张树侯先生，不仅曹少修早期革命活动和树候先生相关（如上述报考陆军小学），而且家乡许多青年走向革命都与先生教导鼓励有关。树侯先生是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04年，他和柏文蔚会同太和党领袖郭其昌准备聚集万人起义，但未成功。辛亥革命时积极协助淮上军首领张汇滔组建淮上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辛亥革命前后安徽许多革命斗争与先生有关。先生又是寿县当年知名的学者，研究小学，工金石，善书法，是远近知名的书法家。当年他和柏文蔚均为“寿县四才子”之一。树侯先生的故居在曹家岗村西的邢家岗，两村相距仅3华里，民国以后，他居家设馆教书。父亲曹渊即跟随先生读书，附近很多青年都先后在树侯先生处读书，受其思想影响，他的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除曹渊外，尚有曹广化、曹云露、曹鼎、曹广海、陶久仿、孟靖、方英等烈士。父亲曹渊学习成绩很好，书法也很好，很受先生钟爱。关于曹渊和树侯先生之间亲密的师生关系，我曾多次听到乡间传说。因为先生是书法家，乡间求字的很多，但先生脾气有点古怪，往往不知原因就被拒了回来，但你只要找到曹渊去请先生写字，就会获得成功。两家也时有来往，记得我家堂屋里挂过中堂即树侯先生所书写的篆书。家人告诉我，我的名字“云屏”即是先生所起，另外还起了一个乳名叫“东黎”，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东方黎明在望。其时曹渊正在黄埔军校学习，这个名字既是对曹渊的祝贺，也是对曹渊的希望，更是对当时革命大好形势所抱的希望。先生当时是很开心的。树侯先生为我取了名字，远在黄埔的曹渊并不知道。在黄埔军校登记表上填写家属栏目中，父亲还为我取了一个叫“云灿”的名字。前两年，一位热心历史的同志为我找出了这张表格，这时才知道我的父亲还为我取了另外的名字。
淮上中学补习社
令我母亲难以忘记的是一位很洋气的女学生来到了家里，此人名叫方昕，大家都叫她小方。她的丈夫是吴云，凤台县人。小方是瓦埠人，陪她的丈夫到“小郢子”办学的，母亲接待了这位贵客，晚间在母亲的房间休息。这样的女学生在闭塞的农村是少见的，在村内引起了轰动。所谓小郢子办学，办的就是“淮上中学补习社”。1924年暑假，在上海大学学习的胡允恭、吴云等六位同志，奉上海大学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寿县、凤台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寿、凤两县失学、失业学生较多，他们决定利用这一条件办学发展组织。他们选择了“小郢子”为办学地点。小郢子（此地习惯上把村庄称为郢子，大村庄称为大郢子，小村庄称为小郢子）在曹家岗正南方约3华里，是曹子善的家，有可以办学的房舍。初时筹划在故居的前屋（老屋中有一间是客厅），后来逐渐搬到了小郢子。
张如屏在回忆陶淮烈士的文章中说道，“他（陶淮）亲自介绍我到李坦（又名李欣才）家里去读改良私塾，李又先后介绍我到小甸集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和凤台县白塘庙吴震家办的淮上中学补习社学习”。这里明确提到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这是当时习惯说法，实际决策人当然是上海大学回来的同志。但办学地点的选择、经费筹集以及学员住宿等问题，就落在曹少修的身上。少修年长，是这批革命青年的长者，在当地也有一定声望，由他牵头料理这些，对同辈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这才有所谓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的说法。
据《寿县革命史》一书记载：“淮上补习社共招收三四十名失学青年，讲授《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浅说》等，介绍国内外形势，并引导学生阅读《悯农》《蚕妇》等反映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诗句。”这些学生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纷纷要求参加革命。曹少修、李坦入了党，曹云露入了团。补习社里建立了党支部，其中胡允恭任党支部书记。同年11月，胡允恭奉调返校，吴云等离开寿县到凤台白塘庙继续办学。
一场虚惊
1923年年底或1924年年初，曹渊和李坦同行去上海。李坦先到了曹家岗，是从我家起程的。这点母亲记得很清楚。李坦比曹渊小一岁，差不多和曹渊同时期结的婚，他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我母亲也有孕在身。李坦来到我家里后，开起了玩笑。说如果将来两家的孩子出世，是一男一女，就结成亲家。他们到上海后，曹渊在上海考取了黄埔军校，又到了广州，李坦则回到安徽寿县。1924年夏，李坦和他的改良私塾的学生一起入小郢子淮上补习社，还不时来曹家岗。在广州学习的曹渊也时有信息传回。
1925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包括胡萍舟、曹蕴真、徐梦秋、薛卓汉等都来到广州，曹渊军校毕业后即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6月回到广州。6月23日广州各界10万人为支援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游行示威，沙面英军开枪，造成了游行群众52人死亡，170多人重伤的惨剧，史称“沙基惨案”。上海《申报》当即刊载了沙基惨案的消息，其中提到黄埔军校军官曹石泉当即牺牲。这引起了家人的极大惊慌，因为曹渊又名曹溥泉，参加示威游行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为第一团第三营，曹渊正是在这个第三营，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所说情形很像是曹渊，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祖父安慰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何况还相差一个字。未几，证实了牺牲者不是曹渊。曹石泉是三营营长，海南岛人。一场虚惊终于过去。
智 斗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曾经在大革命中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共产党人被打入地下，他们从武汉、广州回到了寿县，在农村发动农民、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活动。游击队筹办的枪支、子弹，经常隐蔽在我和母亲居住的屋内的床底下，有新步枪，更多是旧式步枪，什么湖北条子（即汉阳兵工厂所造）、老套筒子。我母亲是寡妇，按乡下的规矩，寡妇的屋内闲杂人员是不能进去的，放在这里，便于保密。这样，每当放学回来，夜晚就是玩弄枪的时候，拆卸再安装，拆、装，装、拆，使我对枪支熟悉了起来。母亲不怕我摆弄枪支，就担心我在外面说走了嘴，不能保密。这是全家性命攸关的大事。
一天上午，祖父突然进来说：“赶快！赶快把枪拿到前屋（客厅）去。”我很不明白，愣在那里。比我大两岁的堂兄云青拉我进去，帮我拿出了保存在床底下的七八条枪，并告诉我，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南岗上，很快就会进村子了。听了这句话我更不明白，而且害怕了。我想，大概会有人把枪拿走。到了客厅，只见伯父从大郢孜（我们的住宅叫园子上，原村叫大郢孜）喊来了几名壮汉子，正在墙上钉木桩，见我们拿了枪来，接过一支挂在木桩上试了试，说这就可以了。这样钉好了木桩，把长短不一的枪支一排儿挂将起来，并吩咐我母亲赶快烧茶待客。我依然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走出门口一看，军队已经到了大塘埂上了，回头一看，伯父穿上了长衫，带着村内来人，走向村口，迎接客人。
一共来了20来人，约半数转向大郢孜，一部分来到了客厅，有几人越过客厅二门，向院内里屋窥视。可是进得门来吸引他们注意的还是墙上挂着的枪支。
“啊！这枪挂得很整齐呀。”是惊讶也是探询。
祖父在指使家人倒茶敬客，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这是村里保家用的几支枪，白天人们都到田间做活去了，只好挂在这里。枪支管理得不好，请长官检查。”祖父已是60开外的老人了，这话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行家。
“客气，客气。听说昨晚这里狗叫得厉害，好像有匪徒在活动。”
“昨晚这里东北方向狗是叫得厉害，倒也没有其他情况。”伯父回答。
“十个八个蟊贼不敢到我们这里来的。”祖父不无示威似的说，“我们村里的青年是齐心的。打起来不会装孬。当然，有情况会很快到镇上报告的。”
正在议论中，到村内的十几个兵赶了回来，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外，为首的一位报告说，村内只见到老弱妇女，其他的一无所获。
头头说，有坏人也早已跑光了。
客厅地方很小，进不去了，茶壶、饭碗被搬到门外场地上，大兵们喝足了水以后离去。
这些大兵们离开后，祖父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房内，从他的枕头底下拿出了勃朗宁手枪，不无恐惧地说，实在担心被他们发现了。如果他们不吭声顺手装在衣袋里拿走了，就是白丢了。好在他们没有进内宅。
事后分析，他们还是有目标而来的，但是搞晚了，又是白天行动，潜藏在村内的几名游击队员，早已分散离开了村庄。
我十分敬佩祖父遇事不惊、沉着机智、不卑不亢、应对自如的长者风度。这种驾驭险情的胆略不是一朝之功可以学到手的，他那额头上的皱纹，记录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惊险故事。
“小人”和“黑老侉”
这应该还是我上小学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们家先后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我和妈妈叫他“小人”，住在后面“更楼”上的。所谓“更楼”类似炮楼，是农家自卫的建筑，独间两层，用土坯垒成，扶木梯而上，可瞭望四周。我家的更楼是在房屋的东北角，有小门通往院内。“小人”住进更楼事先我不知道，因为“小人”住进去以后，即不允许他出来，吃饭喝水由人送进去。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人的脸出现在更楼的小门边，一闪又不见了，我赶紧告诉妈妈有个人在更楼里，妈妈回答说，是位“小人”住在这里，不要害怕。就这样，我便称呼他为“小人”。我曾经进去希望和他玩，可是他讲的是上海话，语言不通，因而作罢。母亲交代：家里来了“小人”的事情，绝对不能向外人说。后来我才逐渐知道，这是党从上海工厂里挑选的一位钳工，善造枪炮，派往大别山红军兵工厂，一时难以进去，滞留在此。
另一位叫“黑老侉”的，是山东或者河南人，住在客厅，是相当年纪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物，看来他对此间农村生活不习惯，没有大葱和醋很不适应，家人让我到街上去买醋，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还没有吃过醋。当我拿着搪瓷杯从商店里买到了醋，顺便尝了一尝，我实在没觉得这有什么好吃的，也难以理解这位先生，没有醋似乎过不去。“黑老侉”也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离去，这人是何方神仙，至今也闹不清楚。(特约撰稿 曹云屏)（作者为曹渊烈士之子，离休前曾任中共广州市委顾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