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天文训》是记载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科学研究技术成果的重要文献。它对于宇宙起源的研究，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淮南子》全书构成中，《天文训》属于“上考天文”的内容，按其文表述，意在使人“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最终“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纵观全篇布局，以天文为中心，同时涉及历法、气象、音乐、农事等方面知识，内容庞大丰富，处处体现出天人相应的思想，不仅记载了大批宝贵的天文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把天文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并把乐律和计量标准作为附庸，专立一章加以论述，这在中国古文献记录中尚属首次，影响极其深远。文中列举了大量观测实践案例、运用朴素辩证法思维分析方法、自然科学研究观点与成果，如“聚集天地之气，就会变为阴阳。阴阳会合之气，就成为四季。四季清散之气，生成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等等，认为阴阳、日月、星辰、水火、四时、万物皆为自然演进之产物。特别是对“五星”“二十八宿”“八风”等观测研究与分析，其中对五星行度、运行周期做出比较科学的测定，达到了较高水平。对与自然天象有关的物候、气象、农事、政事、及反常气候等均作了记载。文中依据北斗星和日月运行规律，首次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理论依据，对木星运行规律观测研究，制订介绍了岁星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等相关历法知识。如该文中“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之说，表明在西汉初期的淮南国内就已使用干支纪年法。另外，《淮南子》中还记录有诸如古代岁星纪年、秦代历法、颛顼历等重要史料。

《淮南子》继承古代留传下来的天文知识，将二十八宿中显著的星作为标准点(即距星)，按东北西南依次旋转的方向，定出了它们之间沿赤道相隔的度数(即距度)。《天文训》说：“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这与后来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历后颁布的《太初历》相比，除个别星名有出入外，两者距度相一致。这一系统奠定的二十八宿位置基础，一直为后代天文历法家沿用。

在我国，现行农历仍在普遍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制，倘若追溯其历史，目前在现存古籍中，以《天文训》记载的最早最完整最系统。《天文训》论述了该系统的划分、排序及计算方法，如“(太阳)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并给出了全部名称和排列次序，同时列出了各节气时的北斗所指方位。对照比较这一节气系统的古今使用方式，仅有个别名称小有变动，几乎完全一致，足见其对中国历法系统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天文训》第一次详细记载了用圭表(表，即一定长度的木杆)测向方法，表明了古代测向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明确出正朝夕、知东西、辨南北、明高下的方法，首次记载了用圭表测量天地东西和南北的“广袤之数”以及“天之高”的新方法。其中计算得出的“千里影差一寸”结论非常重要。一是它在古代天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测量“常数”，尽管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其有一定的不足和差误；二是测量中所用几何方法实际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中著名的“重差术”。从现有文献来看，《天文训》关于这种方法的记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在古代，人们敬畏上天，敬畏自然，敬畏一些天体气候现象，很大程度是因对自然科学知识认知的贫乏，诸如对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等强烈天气现象成因的不解及其危害的惊恐。此类问题引起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们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这与无知有关，所谓“弗知者惊，知者不怪”。为此，首次用元气学说对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成因从客观上予以理论解释。《天文训》说：“天地之偏气，怒者为风；天地之合气，和者为雨。阴阳相薄(迫)，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而且“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即不存在神的目的性。在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上，能得出这样理性看法，难能可贵。(程晋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