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西方英语世界的译介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近14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学者将《淮南子》的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围绕文本，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历史进行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西方学者开展的《淮南子》译介活动既是《淮南子》研究领域的重要构成，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富于人文学术意义的光辉一页。

1881年，在华从事报业工作的英国宗教学者福斐礼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淮南子》第一篇《原道训》的英译文，揭开了《淮南子》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序幕。福斐礼将“道”理解为“自然法则”，突出“道”的神秘性。尽管译本中融入了部分基督教话语，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福斐礼对《原道训》及其他道教道家文本的翻译和研究，对中西方文化探索性对话具有积极意义。

1933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莫安仁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淮南子》中的八篇进行翻译，出版了《淮南子》的首部英文单行本。他将“道”创造性地翻译为“宇宙精神”，在译文中加入大量自己的解读，并利用西方宗教、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学中的内容对《淮南子》的思想内涵进行阐释。这种做法，客观上拉近了西方读者与译本之间的距离。囿于当时西方汉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有限，译本中存在着大量对原文思想的误读。但该译本语言流畅，易于接受，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间，多次再版，对西方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久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学者逐渐成为《淮南子》在海外译介的主力。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共产生《淮南子》节译本（或节译文）9部。其中，1983年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的译本《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是影响力较大的一部。安乐哲认为要想将中国哲学的原貌介绍给西方世界，就必须在译本中如实地反映出中西哲学在思想内涵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他将“道”理解为“世界发生的过程”，从政治层面对《淮南子》进行解读，强调“道”的实用性。安乐哲摒弃早期译者按照母体文化方式来建构他者文化的策略，在翻译中尽量排除母体文化的影响，以图还原一种客观真实的东方哲学。安乐哲的译本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研究视角的转变。

2010年，《淮南子》在西方英语世界的译介取得突破性进展。由美国汉学家马绛等四人耗时15年合作完成的首部《淮南子》英文全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位译者分别具有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不同的学术背景，在合作研究中，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可利用的学术资源也更加丰富。与之前的节译本相比，全译本的跨学科属性更强，充分展现了《淮南子》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

从福斐礼翻译《原道训》到马降等人的全译本出版，纵观整个历程，西方学者在翻译活动中围绕《淮南子》原典而开展的对于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早期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和系统。从最初的“以西释中”，到“中西比较”，再到以原典为中心，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淮南子》在西方英语世界的译介活动，体现出西方知识界对待中华文化态度的转变。无论西方学者最初的动机为何，他们的译介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在国际社会中传播《淮南子》，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美国汉学界出版《淮南子》全译本的同年，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推出了由我国译者翟江月、牟爱鹏合译的《淮南子》全译本，这标志着我国主动向外译介《淮南子》的开始，也预示在《淮南子》翻译和研究领域，中西方对话交流新时代的到来。(程跃)